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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严重,企业能作为不可抗力的理由吗

  2020年年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不仅关乎个人生命安全,也带来相关经济与法律问题,其中,民商事合同的履行受到广泛关注。因疫情及其防控措施构成合同履行障碍,是否属于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企业可否因此解除合同或申请免责?

  2月2日,浙江湖州某汽配制造企业代表从湖州市贸促会负责人手中接过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书(以下简称“证明书”),这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贸促会开具的全国首份证明书。

  日前,北京瀛和律师机构交易保障部主任、高级合伙人郑继军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法律未有明确规定,最高院也未出台过明晰的司法解释,业界仍存在三种观点:不可抗力、情势变更以及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同时适用。

  根据《民法总则》《民法通则》《合同法》等相关规定,不可抗力是指合同订立时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根据国际惯例及国内通说认为,不可抗力包括自然灾害、政府行为及社会异常事件。

  《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由此可见,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原则在个案中属于排斥关系。目前,学术界多数观点认为,此次疫情应属于不可抗力,当然也需要对合同的履行是否造成障碍等客观情况进行分析。

  “此次疫情与2003年的SARS病毒疫情类似,相关规则有相当的参考意义。”郑继军指出,2003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曾颁布《关于在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间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目前已经失效),由于“非典”疫情原因,按原合同履行对一方当事人的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合同纠纷案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用公平原则处理(情势变更)。因政府及有关部门为防治“非典”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由于“非典”疫情的影响致使合同当事人根本不能履行而引起的纠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7条和第118条的规定妥善处理(不可抗力)。但是,对于情势变更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的通知》的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务必正确理解、慎重适用。确需在个案中适用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必要时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核。由此可见,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时,法院也需要本着审慎的态度。

  对于此次疫情,企业是否能主张部分、全部减免责任或者解除合同可参考之前的案例。郑继军指出,根据(2013)辽审二民抗字第14号案件,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因“非典”疫情和政府有关部门下发的停止野生动物经营的通知,只是对一方公司的部分经营活动造成影响,尚不足以导致其与另一方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直接”或“根本”不能履行,本案的案情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间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中所指出的“因政府及有关部门为防治‘非典’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由于‘非典’疫情的影响致使合同当事人根本不能履行而引起的纠纷”的情形,故本案不能据此认定为双方合同的解除系不可抗力的原因所致。此外,根据(2012)呼民二初字第33号、(2014)内民一终字第225号案件,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及高级人民法院均认为,关于当事人要求出租方退还“非典”期间承包费5万元的诉讼请求,“非典”属于不可抗力,基于公平原则当事人所承包的宾馆因“非典”停业,对于“非典”造成的损失双方各承担50%,因此,土左旗政府应返还白俊英承包费2.5万元。”

  据记者了解,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原则适用也有所不同,不可抗力造成合同履行困难的一方,只需要单方面通知对方,即可免除违约责任。但情势变更则不同,需要向法院请求其主张。即使法院或仲裁机构同意变更或解除合同,并不当然免除该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的赔偿或补偿责任。

  “对企业而言,分为对内与对外的影响,对内的是企业员工既定的薪酬福利不可主张不可抗力,对外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一方,应当及时通知合同的相对方,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使相对方能采取措施弥补并减轻损失。”郑继军还认为,程序上的影响可能会多一些,《民法总则》194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而除斥期间则属不变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和延长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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